“安徽”以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徽州因商人辈出而广为人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商业资本的积累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徽商的发展也已达到鼎盛。此间，徽人经商者竟占十之七八，商号店铺遍布海内。由明至清，徽商在全国商界称雄三四百年。遗憾的是，未及清末，昔日徽州万贾云集、百舸争喧的盛景便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反思徽商衰落的历程，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对我们坚定科学发展的观念确有裨益。

　　启示一：人口失控必将拖累发展

　　徽州文明远比中原地区来得要迟。唐以后，中原汉人反客为主，统治了徽州地区。北人南迁，导致徽州人口的剧增。隋朝时，徽州有6164户，人口数不足3万（《隋书》第31卷），到了唐天宝年间，已增至38,330户，人口约达27万（《旧唐书》第40卷）。《新安志》卷一又载，宋绍兴前，徽州六县已有161,147户，比唐天宝年间又增4倍多。由隋至宋，古徽州人口由不足3万迅速膨胀到超过百万。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均占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明清两朝的统计显示，徽州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不足，加上旱涝灾害，地狭收薄，导致古徽州粮食供应的困难。早在唐代，徽人吃粮已不能自给。《资治通鉴》237卷记录了唐宣歙观察使卢坦的一段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种田者还要依赖外地的粮食而活命，徽人的生存状态可见一斑。据《宋会要》载，为了从人口过剩的缠绕中寻求解脱，褥杀（即杀害幼儿）之风曾在徽州地区一度盛行。

　　徽州人为摆脱人口压力转而在商界崛起，却又在商界沉没，许多重大抉择的原始动力，竟都是出于摆脱人口压力的努力。但不断膨胀的人口始终是徽州商人、也始终是徽州商业文明的拖累。

　　启示二：发展要有自觉意识

　　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家境贫困所驱使；二是为了尽孝遵命；三是由于被周围的尤其是宗族的习惯要求所左右。《婺源县志》（道光志）卷23“程广富”条载：“少以家贫，佣于苏。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道光《婆源县志》卷20“王国瓒”条载：“弱冠以父命服贾，给养家十余人。”以上是被贫困驱赶或是为尽孝尊父母之命而从商的例证。此类事例，在徽州各县的县志中载录颇多。至于从商的第三类，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许多村落和宗族已经形成经商的传统，村民族众争相奔往一途。典型的例证见《全唐文》第802卷《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一文：祁门县“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说，祁门境内的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从事茶叶的加工与贩卖。更有甚者，许多宗族已把经商当作维护本族社会声望的手段，并用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壮丁众赶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有一些良田因无劳力耕作而抛荒闲置。

　　三类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文化形态的差别。徽州早期从商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外部条件下，这种文化观念对商业的繁荣可能具有强化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商品经济因素的增多，上述文化观念所具有的守旧性与落后性，必将对徽州商人的竞争力形成抑制。在后来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商人的交往与竞争中，徽州商人迭遭失利，最终走向败落，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启示三：资源优势要成为发展优势

　　徽州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优势，尤以木材、茶叶为最。徽州杉木饮誉全国，不仅可用作建筑材料，还可用来制墨、漆、纸张等，始终是外运量最大的商品。茶叶，是徽商发迹的另一张王牌。高山、云雾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徽州的茶叶独具品质，领尽风流。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木、茶、盐、典当四业。据万历年间的资料，徽商控制下的盐区，其产盐占全国总量的45％，由于盐质好，价钱高，行销区人口稠密，使两淮盐利居全国之首。正是在这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造就了古代徽州的灿烂文化，徽菜、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等都是其代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多属于资源耗费型文化。

　　以徽菜为例：徽菜是中国八大名菜之一，随徽商的兴起而逐步形成大系，又随着徽商的足迹传往四面八方。正宗的徽菜通常选徽地的山珍野味为原料。如山鸡、斑鸠、野兔、果子狸、甲鱼、香菇等，以重油、重色烹制而成。但是山珍野味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今天的黄山市（由徽州改名而来），早已很难吃到正宗的徽菜了。徽菜为什么不能走向全国，徽菜文化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答案不言自明。

　　启示四：发展观念要及时更新

　　徽州商人曾经尝到过观念更新的甜头，但是后来由于不能继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又转而吃尽了苦头。徽商曾经改变了商人的形象，并且也让社会改变了对传统商人的评价。《诗经·氓》中那位无情负义之徒就是位商人。汉代有选子任官制度，但规定商人之子除外。又曾规定凭资产可以买官，同样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见利忘义”，社会按士、农、工、商归类分等，商人居末。但是，经济决定文化。徽州商业的强势发展无情地冲击了当地旧的意识，多少引起人们关于商业观念的变化。

　　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载，徽商朱文炽“膏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表现了徽州商人取义舍利的道德古风。徽州人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当然可取，但茶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茶商程士严“慷慨好施。素在粤东业茶。有俞某贷银一千四百两，子母亏折，留滞羊城。严不责贷，并赠货伸之归。”（民国《婺源县志》第33、41卷）徽州历代的史籍中，此类记载甚多。徽商的义利观实际上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与漠视。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屯滞二十余载，亏损数万金，卒无怨悔”（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对这样的事，史书特地记载，徽人引以为荣，不能不说与商业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尤其是时已清末，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孕育的历史，至少已经在300年以上，此时的徽州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绅士之风，难免节节败退之势。程朱礼学的三位祖师爷都是徽州人，徽州有孕育理学的土壤。理学一再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对徽州商人的义利观无疑会有一定影响。在这样的土壤上，不能与时俱进，必将延误发展。这是徽商的衰亡留给后世的教训。